对于现年36岁的吴弭而言，家庭与政治之间有一条极为特殊的纽带。在她人生的前20年，家人避免在任何场合谈论政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政治是腐败，是恐惧。“做人应该低调，努力学习，找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养家。”因此，当吴弭跨进哈佛大学校门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不过，也正是由于命途多舛的家庭背景使她在充满隐形障碍的政治、社会体制中四处碰壁，20岁出头的她决意从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走近波士顿权力中心，并试图推出进步派政策改变这里的政治生态。
2013年，28岁的吴弭成为首位当选波士顿市议员的亚裔女性；2016年，吴弭全票当选为市议会的主席，也是首位担此要职的少数族裔女性。如今，她再次打破性别与族裔的藩篱，以“外来者”的身份，成为这座具有独特社会文化城市的市长。
年轻的“一家之主”
吴弭出生时，她父母刚从台湾移民至美国不久，为的就是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彼时，吴弭的父亲吴函（音译）是化学工程师，准备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读研。但他和妻子玉敏（音译）几乎不会说英语，因此，出生在美国的大女儿吴弭从四五岁起就要充当他们的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类表格。
在芝加哥郊区读高中时，吴弭已经开始学习大学预修课程，加入数学小组和护旗队，并在学术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试（ACT）中获得满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共同致辞代表，她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了满堂喝彩。
吴弭的妹妹谢瑞尔（Sherell）回忆说，父母鼓励她们培养广泛爱好，但不允许学而不精。当然，这其中不能包括政治，他们一家也从未在饭桌上谈起过政治。
在吴弭父母看来，政治是高风险的职业，他们希望吴弭学医，“通过一连串考试拿到各种学位，从此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后来她按照父母毕生所愿进入哈佛大学，但却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也是在哈佛学习经济学期间，吴弭的父母离异，家庭分崩离析。住在郊区的母亲行为开始出现异常，时常对着电视大喊大叫，甚至还拨打911称受到诡异的威胁。
当刚毕业的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获得一份颇具前景的工作时，妹妹谢瑞尔的一通电话将她拉回残酷的现实，“我们需要你回家，马上。”
吴弭急忙赶回家，当即被母亲的病情震惊了：母亲拿着行李箱站在雨中，确信会有一名司机来接她参加秘密会议。她仔细端详着吴弭的脸庞，反复确认她是不是机器人。
那一年，22岁的吴弭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扛起了全家的责任：母亲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带着母亲接受精神治疗。她还开了一间小茶馆，想着让母亲在恢复正常后接手；她也成为家中最小的妹妹（11岁）的主要监护人，最终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我记得很多父母会疑惑，‘她（吴弭）什么时候生了这个孩子？’”彼时妹妹所在学校的助理校长托雷斯向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WBUR）回忆说，“当吴弭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懂得如何为人父母。”
吴弭将这段经历视作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放弃了父母替她安排好的人生剧本。成为一家之主后，在政府机构碰到过的繁文缛节，让沮丧的她发奋考进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J.D）学位，并把母亲和妹妹从芝加哥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远离政治”的破灭
吴弭在20岁出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以及与政府打交道的挣扎，都牵引着她从政治“局外人”逐渐走近波士顿权力政治的中心。
谈及自己从政的决定，吴弭在今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20岁左右经历的那场危机，让她深切感受到了与政府接触的沮丧与挣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其复杂；给妹妹们争取学校补助十分繁琐；在当时的体制下，想要经营小生意维持家庭运转，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我受够了……任何需要帮助和资源的地方，都有无形的障碍需要跨越。”吴弭在采访中坦言，这些经历“打破了她试图远离政治和政府的幻想”。
与此同时，她也深知，还有许多波士顿家庭正在经历着她曾经的挣扎与痛苦。和年纪轻轻被迫成为一家之主一样，当再次走到人生十字路口，吴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从政这条路。“当我有机会能为更多家庭打破障碍，我不得不将责任扛在肩上，这仿佛是下意识的举动。”
在吴弭步入政界之时，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一位“伯乐”。
彼时在哈佛教授合同法的沃伦，至今犹记得吴弭到办公室找她的情景。沃伦向《纽约时报》回忆道，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一学期因学业不够精进到办公室向她道歉，但沃伦当时并没注意到吴弭在学业上有任何问题。“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希望我明白，她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
之后，她们促膝长谈，吴弭讲述了自己照顾母亲和妹妹生活的经历。沃伦听完不禁感叹，吴弭在法学院求学，还需照顾家庭，她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学生。
这次办公室交心的谈话，成为吴弭和沃伦之间密切往来的开始。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三年，沃伦第一次竞选国会参议员。吴弭参与了沃伦的竞选工作，她告诉Politico，她是波士顿最早一批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争取选票的人之一。竞选结束后，吴弭开始为那些在传统意义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区提供服务。
波士顿前市议员约翰·康诺利称赞吴弭“对实地政治有着非凡的、天才般的理解……对波士顿的边边角角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她可以告诉你阿尔巴尼亚人在罗斯林戴尔（编注：波士顿的一个主要居民区）的六个社交场所。”
在今夏波士顿市长的初选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支持吴弭而不是其他进步派候选人时，沃伦的回答直截了当，“吴弭是家人。”
“局外人”面临的改革挑战
当吴弭在波士顿开启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这座城市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选民越来越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政治立场也逐渐左倾。
她提议让波士顿成为进步派政策的“试验场”——将城市开发合约重新分配给波士顿非裔所有的公司；削减警察工会的权力；免除部分公共交通的费用；并恢复一定的租金管控，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想法让房地产利益相关方倍感压力。
“在市政府工作近10年，我发现在政府里最容易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吴弭总结说，“而在试图带来改变的过程中，那些想保持现状的人会被影响，或者感到不安，甚至遭受损失。”
“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谈论吴弭。”波士顿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大四学生、22岁的本杰明·斯威舍告诉《纽约时报》，吴弭能参与市长竞选“表明年轻人可以做到，我们有想法，去推动这个国家前进、去创造新美国”。
与此同时，在担任波士顿市议员的四届任期中，吴弭也因专注于政府实质事务而赢得声誉，她经常出席一些处理琐事的会议。在接受波士顿环球媒体公司采访时，吴弭自己也坦言，她喜欢在平凡细小的公共工作上深耕，比如解决城市下水道和坑洞的问题。在她看来，每一个微小的项目是实现城市发展愿景的关键。
“她会让人联想到‘有条不紊’这个词……仿佛一旦她把成为市长作为目标，她就会逐一完成每一项待办清单。”活动人士、马萨诸塞州前交通部门官员克里斯·邓普西告诉《纽约时报》，“她出现在公众面前，处理问题，建立选区，展开对话，表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态度。”
WGBH电台评论员彼得·卡齐斯也认为，吴弭竞选市长“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卡齐斯补充说，“她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下了盘大棋，她布局长远，没有人能做到这种程度。”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吴弭想要推出的进步派政策势必会面临不小的挑战。批评人士称，吴弭所承诺的是她无法实现的变革，诸如租金管控这样的政策在市长职权之外，需要州级机构采取行动。
“吴弭日复一日谈论着不切实际的事情……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此次波士顿市长选举的另一候选人、持务实中间派立场的安妮莎·乔治如是评价。还有批评者警告称，就算吴弭在选举中获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胜任市长一职，她所推进的议程会面对来自城市发展部门的多重阻力。
在波士顿传统政客眼里，吴弭身上带着挥着不去的“局外人”标签。的确，就连吴弭自己也承认，“我从小到大未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掌握权力”。童年时期，吴弭在电视上看到的唯一一位美国亚裔女性是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她回忆称，她的家庭时常遭遇种族主义歧视，父母试图对此视而不见，埋头努力工作。
“现在是我们大胆发声，打破‘隐形亚裔’循环的时候了。”吴弭坚信。
同样，吴弭也深知作为市长将面临何种挑战与难关，但她早在22岁时便学会了独当一面。她时常想起，但鲜有提及一句母亲时常对她的叮嘱——“提醒弭弭：帮助他人，反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