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砸死华裔妇女的纽纽约故事
大胆的梦想、终生的爱情，在暴力中瞬间毁灭

“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在他们抵达美国后不久，高占新对他的妻子马桂英说。
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离开家乡，一起奔赴6500英里外的纽约，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只要能给家里寄钱就行。他们的计划是最后能回到孙辈身边，为他们提供大学学费，使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马桂英和她的丈夫高占新，只在中国东北的抚顺市出过几次远门。
他们同岁，又是儿时的同学，他们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近40年的婚姻还要长。他们的生活大多是俭朴和劳动——在钢铁厂工作，在市场卖蔬菜。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
但在2017年，他们决定申请签证，希望能赚到他们在中国赚不到的钱。他们有一个儿子，觉得有责任继续支持他和他的孩子。“每个人都说美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想去最好的，”高占新在面试时告诉签证官。
高占新和马桂英打算来美国工作，并把钱寄给他们在中国的儿子。
许多人警告这对夫妇，他们年纪太大，经验不足，不能出国旅行。但他们无法拒绝最后一次冒险的机会。
于是，那年6月，高占新和马桂英来到了纽约皇后区——两个满头银丝的小人物带着三个行李箱。
一天后，急于工作的高占新坐上了去费城的大巴。一个朋友帮他在那里的一家中餐馆找到了一份炒锅的工作，还提供免费住宿。11天后，他回到了留守纽约的妻子身边。
马桂英一看到他就开始哭泣，并拥抱了他。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非常害怕。高占新对她做了一个承诺。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他说。“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
高占新后来为他的房东工作，房东经营着一家更换和清洁餐馆厨房油烟机的公司。马桂英则在一家面包店工作，每天为丈夫做早餐和晚餐。有时，她会花20美元坐大巴去康涅狄格州的赌场，只是为了拿到40美元的代金券，然后转手卖给别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规划非常严格：等待商品打折，接受捐赠的衣服，在附近的教堂领取免费餐食。
高占新一直很喜欢马桂英温文尔雅但精神饱满的样子。她是那种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雪橇而不喜欢跳绳的女孩。反过来，她也钦佩他的谦逊和诚实，以及他对弟弟妹妹的关心。他们相濡以沫，视对方为生活的“同谋者。”
去年秋天，他们开始谈论回国的事宜。
这对夫妇与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合影。
感恩节过后的一个早晨，在高占新去上班后，马桂英走下三层楼梯，来到科罗娜社区的103街。她开始打扫附近一栋空楼的人行道，房东是个好心人，她经常招待他馒头和面条，整理一个经常散落着垃圾的地方是她另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
马桂英开始清理通常打扫的六个街区，经过当铺、带蓝色遮阳篷的洗衣店、多米尼加餐厅和希腊东正教教堂。她在上午8点左右到达了位于第38大道的大楼，大楼的边上有一个绿色的木栅栏，上面涂满了涂鸦。
几分钟后，61岁的马桂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脸上沾满了鲜血。有人用石头砸破了她的头。
“我会照顾她的”
涉及亚裔的暴力事件没有放缓。即使全国已经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状态——给人提供了一种回归正常、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感觉——但受害者的人数仍在增加。
今年1月，40岁的高惠民（Michelle Go）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被人推下铁轨身亡。接下来的一个月，35岁的李尤娜（Christina Yuna Lee）被人跟踪到她位于唐人街的公寓后，身中数十刀死亡。两周后，在曼哈顿，一名男子因殴打七名亚裔妇女的脸部而被捕。
截至3月中旬，纽约警察局记录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大多数袭击事件缺乏被作为仇恨犯罪起诉所需的具体证据。这并没有让更多的社区感到警觉。种族主义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使并不总能证明。
在这个时刻，那些不断被卷入其中的年长受害者，提醒着人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使是最脆弱的人也无法幸免。
这就是为什么在11月26日下午，高占新在艾尔姆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妻子陷入了昏迷。他看着她缠着绷带的头，淤青的眼睛肿得合不来，发际线上有干涸的血迹，他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
“那时候我疯了，”他用普通话回忆道。
在那段期间，高占新不得不在工作和妻子的病床边来回穿梭。
马桂英很快接受了手术，以解决脑部出血的问题。她骨折的颅骨被切除了一部分，还需要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气管上做一个切口，以帮助呼吸。她的头部插了一根管子，以便排出液体，另一根管子进入她的胃部以输送食物。
医生说，即使醒来，她身体的左侧也会瘫痪。
“我会照顾她的，”高占新发誓。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会去看妻子，握住她的手，呼唤她的名字。他谈到了回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仔细观察她的脸，看是否有任何清醒的迹象。“醒过来吧，”他恳求道。“你不想念你的孙子吗？”
终于，在2月初，高占新兴奋地发现马桂英的眼睛睁开了，右臂和右腿也能活动了。
他喊出一些他认为可能有助于她康复的指示——伸直你的腿，眨一下眼睛，移动你的手指。
他对任何似乎是回应的轻微动作都感到高兴。“没关系，”他鼓励道，“你累了，慢慢来。”
马桂英的情况在好转。尽管她面无表情地躺着，但她的眼睛却盯着他。
“我看到你就很高兴，”他告诉她。“看到我你高兴吗？”
一场美国式的逃亡
他们是铁矿工人的孩子，在政府住房中长大。
高占新在十年级后辍学了。他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没有通过。马桂英读完了九年级。
他们在22岁时结婚。第二年，他们迎来了儿子高杨（Yang Gao）的出生。
当高占新在钢铁厂工作时，马桂英就一直在家陪着儿子。周末，他们会去帮农民清除玉米地上的杂草，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晚餐时，马桂英会坚持说她不饿，这样儿子就能多吃一份肉。
上幼儿园时，高杨带着一瓶苏打水去上学，比其他家长给孩子打包的苹果和橘子都便宜。他们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当房主认为空间不够用时，他们就不得不搬家。后来，马桂英加入了高占新在钢铁厂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高占新回忆说，“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今年3月，高杨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高占新拥抱了他。
当高杨长大后，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为他举办了婚礼，并帮助他开了一家便利店。
到2017年，高杨已经拥有了两辆出租车，能够让他的孩子过上不错的生活。因此，当他的父母提出出国计划时，他感到困惑，并敦促他们重新考虑。但高占新和马桂英表示想要继续供养他们8岁的孙子和15岁的孙女，这两个孩子在学校表现出色，将来可能是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
当高杨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时，他请求父亲照顾好母亲。她最近从肾脏上切除了一个肿瘤。高占新向他保证，他们会安全的。
在妻子躺在病床上的那几个月里，高占新经常会回想那天与儿子的对话。为了在不眠之夜消除罪恶感，他一直开着电视，调到各种中国的电视剧。如果出现医疗场景，他就会哭起来。
他的吸烟量增加到每天一包，他越来越憔悴，食物主要是蛋炒饭，这是他会做的为数不多的饭菜之一。工作帮助他在医院看望妻子的间隙保持头脑清醒，并为回家的机票攒钱。他想象着自己照顾轮椅上的妻子的画面。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过着俭朴的生活，攒钱回中国。
但在2月22日晚上，高占新正准备睡觉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马桂英的心脏跳动得太快了，医生让他马上赶来。高占新冲到能在15分钟内把他送到她身边的地铁上。
走了两站，电话又响了。
他的妻子，他童年时代的女孩，他在美国的“同谋者”，已经死了。
这是我们能做的
33岁的佩雷斯lisaul Perez），在马桂英遇袭当天在现场被捕。
一名目击者告诉警方，马桂英当时正在扫地，佩雷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法庭文件显示，随后，佩雷斯捡起一块石头砸向她的头部，将她砸晕，并使她摔倒在地。
视频监控显示，马桂英躺在地上时再次被同一物体击中。
佩雷斯曾多次被捕，包括抢劫、公开猥亵和人身攻击。
在马桂英的案件中，佩雷斯被控袭击和非法持有武器，但没有被控仇恨犯罪，后者通常需要种族歧视等明确证据。鉴于马桂英的离世，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这些指控，佩雷斯的律师拒绝置评。
高占新只希望攻击他妻子的人会受到彻底的惩罚。在家乡，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亚裔，也没有过多考虑过种族问题。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亚裔美国人能感觉到与他的联系，一个社区为一个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给予了莫大的支持。
高占新和马桂英在纽约的公寓很简朴。马桂英在被袭击的那天早上离开家时没有戴假牙，几个月后，假牙仍然放在浴室水槽上方。
一位艺术家为马桂英画了一幅画，使得帮助她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非营利组织捐赠了一台iPad和虚拟治疗课程，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康复建议，律师为GoFundMe的资金建立了信托基金，还有民众自发守夜、追悼和留言。
这对夫妇的房东谢先生（Yihung Hsieh）在GoFundMe上用英文和中文发布了马桂英遇袭后的最新进展。它筹集了2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捐赠者。
一位捐赠者写道：“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可能是我妈妈的人身上，我很伤心。”
47岁的谢先生为高占新发声，陪同他前往医院和参加大陪审团的庭审，翻译当局打来的电话。当他不在的时候，其他志愿者就会介入。
“作为第二代亚裔美国人，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基本的事情，”28岁的法拉盛居民富尔顿·侯（Fulton Hou）说，他有时会为高占新做翻译。“我们不希望这些袭击被忽视，不希望这些生命白白逝去。”
众议员孟昭文在医院为高占新辩护，她说医院同意帮他减免沉重的账单。她还与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协调行动，在高占新的儿子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的签证在最初被拒时进行干预。
在3月的葬礼上，39岁的高杨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他弯下腰，跪倒在母亲的棺材前，哭声响亮而悲恸。他说，他是来接她回家的。
他们留下了什么
高占新将于本月和儿子一起启程前往中国，带着妻子的骨灰——这个女人本应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他现在成了鳏夫。
他对来这里深感后悔。但也并不全是黑暗。
在纽约，这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彼此的爱被放大了。
周末，他们黏在一起，每件差事和家务都一起做。高占新会坚持和马桂英一起包饺子，不愿让她一个人做这个苦差事。他们会并排站在厨房里，他负责捏面团，她就在每个面团里填上猪肉白菜馅。
他们一起近距离地观看了他们梦想中的纽约。一位朋友曾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陪他们去了时报广场、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的教堂。马桂英对这里的景色惊叹不已。
高占新和马桂英留下的印记中也有光辉。他们的世界可能很小，受到语言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丰富了它。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继续工作，凌晨离开家。他把妻子遇袭当天戴的发带保存在公寓的一个抽屉里。
房东谢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对夫妇。他自己的母亲死于癌症，在马桂英身上，他看到了母亲的形象，她会来看望他，给他送食物。而高占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人，他喜欢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分享彼此生活中的故事。
“他们都很善良，很正直，”谢先生说，“像这样的人不多。”
马桂英还会给她的朋友玛丽·张（Mary Zhang）带来食物，并留下来为她打扫房间。当马桂英第一次来到皇后区时，她们就成了朋友，两人都来自辽宁省。66岁的张女士不能很好地走动，所以马桂英会定期来帮忙做家务，她也很乐意帮助张女士照看放学后的孙女，并拒绝收取任何报酬。
“她告诉我，‘别担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张女士用普通话说，“我在美国已经25年了，从来没有朋友像她这样。”
也许这可以被视为马桂英的“失败”，这种热衷于为他人服务的心态让她在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丢了性命。
或者，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她与众不同，让人铭记下的远不止是一场暴力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