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添住进了我家。我租的小单位只有一个卧室，我夫妇占了。两个孩子在狭窄的客厅睡沙发。我从房东那里借来一只门板，支在客厅靠近窗户处，这就是添伯的临时床铺。
他一点也不介意，连说好好，哪里不是睡？妻子拿出新被单铺在木板上，添伯对她说：“弄得太高级，我反而睡不着呢！我当‘出国兵’那阵，在昆明附近的机场，有时连床也没有，在刚刚下过雨的地面，钻进睡袋就睡。”
第一个晚上，添伯就寝前，把现金支票交我保管。我说，你放在行李箱里不就得了？他说不保险。我接过来数数，五张支票，合共1.75万美元。他看着我，满怀羞惭：“人家来金山，赚得盆满钵满才返台山，你看我，见不得人！”
他说，他平生不事储蓄，钱都是月月清。临离开，把房子卖掉，还了债，就剩下这么多：“阿杰说话不算数，没让我进他餐馆的厨房炒菜，本来说好的，我先去他那里打几个月工，赚几千元，带回去，面子上好看点……”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绕道去投靠侄子：想去赚钱。
我请了假带添伯去买回香港的机票。出门前，我让他检查证件。他说没有。我的惊讶非同小可：你来美国50多年了！他下意识地打开行李箱，翻了又翻，最后，有点难为情地给我看一张发黄、破损的证明，是他离开军队时美国兵役局发的证书，大意是：廖添于1943年入伍，隶属美国陆军XXX单位，官阶为上士，1945年X月X日光荣退伍。
我追问情由，他说，就是当年那一次火灾，把什么都烧光了。几十年下来，在移民偏少的怀俄明州，但凡找工作、申请失业救济、领退休金，都不需要证件，他懒得填表申请补发，就一年年地拖，后来干脆忘记掉。
我问，你加入美国籍没有？他想了想，说，参军时已加入。那么，社会安全卡呢？烧掉了。号码总记得吧？他摇摇头。
无法可想，只好去退伍军人服务局请求帮助。廖添的英语呱呱叫，走进去自行和办事员打交道。我在外头等。一个小时后，他走出来，紧皱的眉宇舒展了一些：“他们说不要担心，会替我补办证件，我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给面子，但要等。”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姐夫一家，他们又是没奈何又是高兴，姐姐说，就是嘛，他当年是酒鬼，连母亲的生死也不管，还理会什么护照不护照？
漫长的等待磨人。我和妻子要上班，添伯就和我们两个儿女做伴。孩子们上学去，添伯去公园，坐在长椅上发呆。我妻子怕他重新酗酒，劝他看在孩子小份上不要碰酒杯，他果然连最爱的“汉纳根”德国啤酒也不沾唇，以地道的英语与我11岁的儿子聊棒球和美式足球，十分投缘。
8
我下了班回到家，爱和添伯聊天。夜过10时，妻子和孩子都进了梦乡，我和添伯在小客厅的灯光下，就一碟花生米，我喝茶，添伯喝浓黑的咖啡，天南海北地闲谈。
我顶想听的，是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的故事。原来，他隶属陈纳德麾下的飞虎队。可能是多年来灌烈酒损害了神经，他的记忆不成片段，我经过拼凑，才弄出个大意。
廖添是1943年从旧金山入伍的，那年的实际年龄是37岁，但他的“出世纸”是父亲花钱买的，官方记录上小了三岁。一来受旧金山华人爱国热情极度高涨的大游行所感染，二来受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的鼓励。
还有第三个不便公开的理由：通过参军把假冒别人名字进入美国的“不良记录”洗刷掉。果然，他们入伍不久，就在伊利诺州一个地方法庭的法官监督下，宣誓加入美国籍，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心病。
添伯谈兴高时，绘声绘色地说，他所在的中队，怎样取道印度，坐汽艇行驶在雅鲁藏布江。怎样坐飞机飞越驼峰，抵达昆明附近的白市驿机场。
我喜欢听他谈加入陈纳德将军麾下飞虎队后的见闻。有一次，他和队友出营闲逛，路过一个村庄，正好看到一户人家娶媳妇。远处响起唢呐和锣鼓声，30多人的迎亲队伍，簇拥着花轿来到。穿马褂的新郎站在门外迎接，盖着头帕的新娘子被人扶出轿子。
忽然，一个穿美军军服的白人男子从人群中冲出，嬉皮笑脸地一把把新娘子的头帕扯下来。大家顿时目瞪口呆。那军人20出头，也驻扎在机场旁边的军营，属于另一个系统。他从酒吧出来，喝高了，不知天高地厚，非要看看新娘子“长得怎么样”。
“你知道不？头帕只能进洞房后，由新郎官揭开，小子可是犯了中国的大忌啊！村人先是吵吵嚷嚷，几个年长的拦住闯祸的家伙，先是斥骂，两个年轻人举起拳头，要教训他。白人士兵比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可是他的同伴早溜走了，他不会中国话，连声说对不起。我们只好一起走过去，向新郎官连连鞠躬，替白人士兵赔礼，差点下跪，人家才放他走了。”
添伯说完，我就拿“花轿”当话题，继续谈：“你妈生前，我去你家，老人家我说道好几次：我家阿添取媳妇，可够气派，新娘子坐四个人抬的轿子……还有，我姐夫迎娶我姐姐，也坐花轿，那是1963年，打那以后就不时兴，也没人请得起。”
添伯听着，不说话，对着墙壁沉吟，好一阵才恢复常态。家乡，母亲，妻子，这些与他相隔数十年的字眼，忽然贴近眼前，他无法适应。好久，他冒出一句：“我对不起母亲，还有（廖）朴他妈，唉……”
我心里说，怎么说得过去呢？你离开以后就没回去探望过，后来连信也断了；还有结发妻子，没见过面的养子……
9
添伯在我家的日子，每天至少查看三次信箱，到第35天，终于看到一封联邦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公函。那天傍晚，我下班推开家门，他眉开眼笑地把信递给我。里面有美国护照以及一封公函，罗列廖添可享受的各项法定福利，并提供咨询电话。
第二天我就替添伯买了去香港的单程机票，又特别挑了个星期天，带他去大型百货店，让他给他妻子、儿子和三个孙儿女买见面礼。他问我妻子该给“朴他妈”买什么，我妻子提议买一条金项链。他手拿着标价600多美元的项链，口里说好，但没动作。我妻子看出他的心事——不愿动那点“老本”，便用信用卡替他付了。
在添伯为还乡“倒计时”的日子，唯一不愉快的事，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从怀俄明州打电话到我家来。我先接，她说找她爸爸。我以为是错号，要挂。添伯在旁边听到，抢过话筒，说：“我女儿。”两人聊了很久。
事后，添伯叹气连连，告诉我，这是同居的印第安女子生的，30多岁了，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几年前离了婚，自己带儿子过活。她刚才在电话诉苦，说被房东逼迁，租下一个小单位，自己攒的钱光够交定金，水电费没着落。
添伯说，过一会要去邮局汇200元给她。我问，这钱你有吗？添伯说：“只好从交你保管的支票中开销了。”
我说，你还是不要动那些，我给你就是。“那就借吧，以后见面还。”添伯苦笑，眼睛闪着泪花，我明白他的难言之隐：回去以后，和我见面的机会太渺茫了！
一切办妥。启程前一天，添伯一早就对我们一家宣称：“我可是出色的厨师，但没让你们见识我的手艺。今天晚餐，你们谁也别动手。”他特地吩咐我妻子：“你的任务是吃，我呢，又是厨师又是侍应生。”
果然，我和妻子下班回到家，四方餐桌上铺上塑料布，刀叉汤匙都摆好了。时间到了，戴着围裙、忙出一脸油汗的添伯吩咐我们就座。一家四口各占一方，添伯声明他不坐，只在桌上搁一瓶我前一天为他买的“汉纳根”啤酒，他趁上菜的间隙抿一口。
天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买下这么多食材，可以肯定的是：他这几天都在为这顿“法式大餐”做准备。
“来咧！开胃菜。”他在每人面前放下一个小碟子，上面放着烟熏鲑鱼，以迷尔西红柿雕成的玫瑰花作装饰。
“说起我的功夫，虽然从中菜入门，但当完兵，回到杰克逊，跟一个法国大厨学了整整三年，挨他骂，侍候他喝酒，才把法式烹饪学到。”我们动叉子，他在旁边说话，我儿子贪婪地吞咽，教他格外骄傲。
他收走小碟子。端来金黄色的汤：“洋葱汤。‘老番’口味重，这个汤做得太咸，但我这次没放盐。”他解释完，叉着腰说，“我一直没心情说，我当年的名气有多大？你知道‘太平洋风’餐馆吗？”
他拍拍我的肩膀：“50年代初期，它在加州、密歇根州和怀俄明州开了共10家。老板叫汉普顿，他来找我，说要聘我当‘巡视大厨’。没听过这个名堂？就是去各个分店视察，训练厨师，示范新菜式的制作，月薪三千八加红利。你一定不知道，我要是接下这差使，会怎样去各个地方？开飞机。我有一架单引擎飞机，两万多元买的，我过去最爱这玩意，后来被酒精害了，再也上不了天，几千元卖掉。”添伯故作平淡地叙述自己命运曲线的顶点。
“那你上任没有？”我问。
他用围裙揩揩手，摇头，说：“走不开啊！和我同居了好几年的印第安女子，生下女儿，我要照顾。”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他家乡的亲人。“负心汉”和“好丈夫”，他和他的侄子廖杰都是一身二任。
往下，添伯亮出标准法式菜的第三道——副食。每人一碗带浓汁的贝壳类海鲜，有蚬、牡蛎、大虾、鲜贝。儿子吃得眉飞色舞，口腔塞满了好东西，急急巴巴地说：“好吃！”九岁的女儿帮腔：“妈妈，你学学嘛！”
主食才是“压轴”之作——小牛肉，被蘑菇衬托着的一块，鲜嫩之极！我们拿纸巾揩嘴巴时，添伯面前的空啤酒瓶，已有四个。
添伯的谈锋更劲，说到在昆明给一群美军校官做圣诞大餐。“吃过饭，洋鬼子们都进厨房，搂住我，感谢说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半醉的上校最离谱，对我说，日本人的轰炸机炸死谁都行，但不能动你，他妈的，大吉利是！
吃了两个小时。孩子们们打着饱嗝，去洗澡。添伯说，最后一道甜品，孩子们不要吃了，加了朗姆酒。原来这是法国甜点中最有名气的“苏菲蕾”。
10
往香港的班机是中午起飞。吃过早餐，孩子们和“公公”拥抱、道别，上学去了。我和妻子送添伯去机场。行李已上车，我在车上等了好一阵，不见他出来。我进家去催。他却在浴室里面磨磨蹭蹭。
我说，该出发了，再迟些，280高速公路可能堵车。添伯正试图从洗手盆的圆孔掏东西。我问找什么，他说：“戒指。”我把洗手间地上地下查看一遍，没见到。
他肯定地说：“我洗脸时放在盆边，过一会不见了，从这里滑下去了。”我急了，猫下身子，要把水管的阀门旋开。添伯知道，即使旋开，戒指落在弯曲处也够不着，就说，不要找了，铜的。
我陪他向我的车子走去时，他凄然回头，声音发颤：“不值钱，但是她送的，就这一件纪念品……年轻时，我和她去度假，她在印第安人保护区的礼品店，托工匠在戒指上刻两个字母——T和T，是两个人名字的简写，她叫Tina，我叫Tim。”
高速公路上，添伯伤感地忆述在异国的爱情——五十年代，添伯在一家西餐馆当头厨，刚离婚不久的Tina当侍应生。日久生情，两人同居，说好不要孩子，但意外地怀上了。两人在一起30年，养大一个女儿。Tina在一年前因心脏病去世。
我们夫妇送添伯走进候机室，他一直向我们挥手。茶褐色西装在人群中格外醒眼。
添伯回到香港和亲人团聚。姐夫后来告诉我，养父见到他，第一件事是把我保管过的现金支票一分不少地交给他，说：“惭愧，我上次回来那么风光。这一次，只有这么多钱。”
廖妈妈本来要狠狠教训这个“没心肝的”，但回到村里，看到添伯祭奠祖先时，抱住他母亲的“神主牌”哭得天昏地暗，于心不忍。添伯回到老家，还见了两个妹妹，抱着哭了几场。
姐夫把养父交来的钱换成港币，值17万，恰够在深圳靠近界河地段一栋新建的29层公寓买一个70平方米的小单位。
添伯回香港定居一年后，癌症复发，被送进伊丽莎白医院。医生看了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诊断书，对廖妈妈和姐夫说：美国的医生说，他上次做手术后，最多可活一年。
添伯去世后，廖妈妈以未亡人的身份，每月收到美国社会安全局寄来的支票。按美国的法律，她有资格领取已故配偶的退休金的一半。
一年以后，飞虎队老兵廖添的骨灰甕被未亡人和养子带回家乡，安葬在村后的墓地，和他母亲的坟相邻，活着时聚首很少的亲人，日夕厮伴。添伯就此实现了最后的大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