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耶鲁的穷小子：“我考上Top3名校，却终究无法突破阶层天花板”

在作家J.D 万斯的畅销自传《乡下人的悲歌》中，就真实从耶鲁博士的视角，讲述了作者自身坎坷的奋斗之路，并从中叩问底层白人的“悲”从何来。
事实上，对于美国的精英阶级来说，有关于白人阶级的贫穷完全依赖于想象。这本书也因此在2016年，被《纽约时报》评为“理解特朗普竞选成功的6本书之一”。
由改传记改编的同名电影在Netflix 上映，曾被6次提名奥斯卡的艾米·亚当斯在片中出演一位染上毒瘾、喜怒无常的母亲 图/电影《乡下人的悲歌》
据纽约时报整理的数据，耶鲁大学19%的学生来自收入top1%的家庭，69%来自收入top20%的家庭，而来自收入最低20%家庭的孩子，只有2.1%。
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万斯作为那2.1%脱颖而出，实现了从“底层”走向“精英”的阶层飞跃。
没有人能想到，万斯的外祖父母一贫如洗，周围毒品泛滥，人们精神匮乏，缺少希望。而他们的外孙——万斯在遭遇父母离异、母亲吸毒、尝试开车自杀的动荡童年之后，从一个心理状况岌岌可危的逃课少年，成为了坐在耶鲁法学院课堂中侃侃而谈的社会精英。
这一切，是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从问题青年到耶鲁博士、社会精英，当外人只看到“逆袭”的光鲜，万斯却通过自己的讲述，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在光鲜背后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而永远存在的冲击与挣扎，以及那些内在永远无法实现的改变……
底层白人的贫穷根源
在如今的美国，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和文盲、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两个群体间逐渐走向分化，直接导致了美国社会精英与底层的利益之间出现了严重而深刻的割裂。
即便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深入骨髓的贫穷真实存在，却不知道这些穷人为什么会陷入绝望的困境，以及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举个例子，当我们在讨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时候，通常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族群是黑人和拉丁裔，但现实并非如此。
根据皮尤经济流动性项目研究发现，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为悲观的群体。他们脱离社会，对自己改善未来充满悲观的负面情绪，42%的人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甚至比父辈还要糟糕，并不遗余力地将这份孤立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下一代。
电影的主人公万斯，出生在美国被称为“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城市里居住的都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工人阶级，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人们家庭关系紧张、家暴事件频发、毒品在小镇上泛滥，破破烂烂的小屋和四处乞食的流浪狗构成了这幅乡村穷人的生活图。
万斯的妈妈高中辍学，19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在万斯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再度离婚，此后，他的生命中出现了来来往往、如过客般的许多男人，母亲的情人换了又换，而他们当中每个的离去都会让万斯感到空虚和对男人的不信任。
在20世纪50年代北迁工业城市的移民潮中，万斯的外祖父母背井离乡，来到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寻找新的生活。
虽然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药物成瘾依旧折磨着他们的女儿。因为婚姻不顺，妈妈和养父之间开始频繁出现争吵，他们彼此辱骂，摔烂家具，在嘶吼中砸门而去。妈妈开始变得暴躁易怒，越来越爱生气，开始喝更多的酒。在濒临崩溃的情绪面前，她偶尔失控，殴打两个年幼的孩子。
而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加工制造业的外迁，往昔生机勃勃的工业开始迅速衰败。
一旦工厂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而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就只有穷人们了。
而这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却拒绝承认地区的溃败，他们很早就学会用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是假装现实比真相要好。
这种“自我催眠”的认知让驻扎在该地区的家庭变得更加不稳定，贫穷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包括绝望的情绪、自我放弃、焦虑、堕落、放纵、以及暴力倾向。
外祖父染上了酗酒，和外祖母一度分居，两人争吵不休，关系紧张。
而万斯的妈妈因为滥用药物，情绪崩溃，尝试开车带着儿子自杀，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万斯狂奔到一户人家求救，最后在主人的帮助下，警察带走了妈妈，万斯逃过一劫。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
对于美国乡下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好。
但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不是挣扎着向上，而是用最坏的方式应对，这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在万斯动荡不安的童年里，周边的一切都“诱惑”着要他一起沉沦，这股力量是这样强大，几乎令人难以抵挡。
“当时已经离悬崖不远了，只是自己并不知道。我高中的第一年都差点没顺利完成，平均绩点才2.1分。
我不写家庭作业，不学习，而出勤率也非常糟糕。有时我会谎称自己生病了，而有时候我就是不去上学。”
乡下男孩的救赎之路
在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
万斯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而万斯的母亲和周围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前者在逆境中仍有向上的希望，而后者抱怨社会、仇视富人，将自己的不思进取和懒惰成性包装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压迫。
如果说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让万斯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轨道，那么祖母就是那个挽起他的手，带他走向希望的人。
感谢祖母，让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
只要我需要，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总有一个深情的拥抱。可惜的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却没有。
在妈妈被送进戒毒所之后，万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三年，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拯救了他。
祖母相信教育的力量，她鼓励万斯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如果你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学，然后有所成就”。
在那种希望的驱使下，万斯努力学习，在学校的成绩稳步提升，并在SAT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回望过去，万斯只记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快乐，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因为他知道自己下个月依旧有稳定的住处，那里有等待着他的祖母，没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可以决定和影响自己的生活，而这份来源自安全感的快乐，成为了万斯转变人生的起点。
高中毕业之后，万斯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对于这个贫苦的家庭来说，孩子上大学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此他决定先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在军队的生活让万斯第一次与自己的家乡和家庭完全隔离开来，而这段经历让他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来自的文化体验良多。
在米德尔敦那个没什么远大期望的世界里，家庭总是处于无休止的动荡，生活勒紧了每个人的喉咙，告诉你努力毫无用处，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提出的“习得性无助感”。而祖母的存在，让万斯避免了完全堕于这种情感，之后的军队生活更让他学会了找到希望。
在部队里，他重新审视自己出身的文化，学会了理财，懂得了用头脑、而非暴力保护自己的家人。
万斯替祖母购买了医疗保险，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个保护者，而不是脆弱的被保护者，这种感知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军队归来之后，他回到了校园，为了支付学费，万斯不得不同时做两份兼职，直到因为身体过度缺乏营养一度住院。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之后，他找到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 SAT 的导师。
虽然生活匆忙，很多时候他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但努力总是会有回报。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仅仅待了1年11个月后，万斯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
教育为人生的改变带来了希望，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让万斯与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
没多久，万斯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开始他觉得欣喜又茫然，为高昂的学费担忧不已，但很快他发现，对于像自己这样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最贵的学校反而最便宜。
耶鲁法学院能够提供的资助比想象中的多得多。第一年，耶鲁几乎给了万斯全额资助，前后一共几万美金的助学金，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无疑是积极的。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馆熬夜学习，但万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坚定中，万斯走过了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孤寂时刻，成功把成绩单上的成绩扭转为“优异”。他终于向所有人证明，在学习面前，他和那些来自精英私立学校的人没什么不同，甚至可以做到更好。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万斯的生活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他当过著名的《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也是律师协会成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
在外人看来，他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甜蜜，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
在世界的撕裂中找到和解
但上坡路总是不太平坦，身后的“故乡”带着某种强烈的烙印，企图将渴望逃离的人们拖拽回去。
就在万斯开始新生活之后，他发现妈妈再次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丈夫将她扫地出门，妈妈无处可去。
其实一直到跟随部队去到伊拉克期间，万斯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在和过去和解的道路上，万斯走过了漫长的旅途。
我恨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恨当其他孩子去学校可以搭朋友的车时我却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从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买的，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们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但长大之后，他看到被毒品和生活折磨的母亲，第一次意识到，母亲一直以来遭受的来自家庭和婚姻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而这个创伤，从来没有真正愈合过，这一次，他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母亲。
万斯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贫穷和落后的蔓延并不仅仅归咎于政治、企业或是其他人，还有一部分来源自穷人的家庭文化，教育理念和生活信仰。
因此，万斯也更多地去思考该如何帮助更多的白人工人阶级摆脱当前的困境，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孩子再重复受到伤害。
万斯的一位老师对他说：“好像我们的政客都认为在大学提供资助是帮助穷人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许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
另一位老师说：“暴力、打斗，这些是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的。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阶段，干预服务可能会起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社会对这孩子的帮助却微乎其微。
从一个群体向另外一个群体流动，逃离乡下人背景给万斯带来了诸多考验。从万斯作为一个乡下人的“悲”，我们能够看到横亘在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悲”。他们在改变时遭遇层层壁垒，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深切不安。
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就要去认知这种贫穷的本源，除了推行真正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更要减少整个社会的歧视环境，让上层人打开心胸，接纳源源不断的新来人。
纵观全文，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艰难成长的励志故事，更是一部来自寒门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
当万斯的个人经历投射为阶级跨越的一个“特例”，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的时候，正说明了寒门难出贵子，美国梦里没有穷孩子正成为社会的某种共识。而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更成为了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难题。
社会需要流动性，如果长久地保持固化，那么所谓的“上层人”和“底层人”之间会出现明显的割裂，这种割裂让彼此两端充满质疑、冲突、愤怒和不理解：精英阶层永远帮助不了穷人改变命运，穷人在失去希望的绝望里代代传承，贫穷和苦难如影随形。
那么如万斯这样改变命运的人，又能有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