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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孩子爸爸都毕业于北大，在一场校友会上认识，一见钟情，我追的他，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一年半的恋爱后，我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育有一女，现在已经12岁了。我们在国内的生活很幸福，但转折发生在孩子8岁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一家人移民之路的开始。 因女儿的成长和教育，选择移民加拿大 我和孩子爸爸大学专业都是汉语言文学，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温良知礼，同时我们也一直教育孩子要尊重别人，看待一件事情时，如果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一定要说出来，她一直都很懂事。 但我没想到的是：孩子在上课时只是提出了自己对于某个知识点的不同理解，怎么就变成了家长会上老师说的“钻牛角尖”。孩子在打击之下，上课的积极性降低，情绪也一直低落。 我们想让她变得活泼起来，想要她和往常一样坚定自己的想法。我们尝试过给孩子换学校，但孩子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转变。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做过两年的国际交换生，在游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时，对他们的教育模式非常感兴趣，有一次我们相约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刚进展厅就发现有一个大人带着一帮小朋友在参观，旁边朋友告诉我，这是老师带着学生出来上课，在美国很常见。但这种方式在国内挺少见的，很多学校可能每年只有一次春游或秋游，以及志愿活动。 在这两年的学习中，我也不止一次感受到国外老师对学生天马行空想法的鼓励和尊重。 当我再回想起这些往事，想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了和孩子爸爸的再三协商，最终孩子爸爸放弃了让孩子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的想法，决定出国留学。 但在国家的选择上，我们出现了分歧，我自然想选美国，毕竟我在美国读了两年书，也相对熟悉一点，但孩子爸爸却想选加拿大，最终他以加拿大的性价比较高为由说服了我。 因为孩子才8岁需要陪读，所以我们选择了全家移民。在经历了各种曲折之后，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PR。拿到PR的那一瞬间，喜悦冲淡了一切难以言明的艰辛，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哪怕一切都需要重头开始。 父母年老，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来加拿大生活工作的两年，我们像其他的移民家庭一样，经历了租房、找工作、给孩子选学校、以及适应加拿大社区、文化、生活节奏等一系列挑战，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件急等解决的事，那就是父母的养老问题。 孩子爸爸还有一个弟弟在国内，孩子爷爷奶奶的养老可以不用我们担心，但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在国内的时候还好，离父母并不远，周末的时候经常会过去陪他们，而且那时候父母身体还算健康。 当时出国的时候，一家人商量，在孩子每年寒暑假回国待一段时间，但来加拿大的第一年，这个想法就因为我们的工作以及各种原因泡汤了，第二年也是如此，两年加起来，回国也就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作为子女，父母年老之后却不能在膝前尽孝，心中难免产生愧疚。 我们也考虑过给父母找个条件不错，服务完善的养老院，但联系了几家之后发现，要么是不满意他们的服务，要么是费用太高我们有压力。 如果父母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考虑办理父母团聚移民。 如果想要申请父母团聚移民，我满足担保人的条件，也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担保父母。但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说服父母来加拿大和我们一起生活。 说服父母移民加拿大，团聚困难重重 我们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请了两周假，回了一趟国内，和父母促膝长谈了一天。父母在国内生活了大半辈子，所有的根基都在国内，而且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的理念，因此，说服工作很艰难。 好在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给父母讲述了我们在加拿大的工作、生活、福利制度、环境，以及身边朋友父母移民的例子等。最终父母做出了妥协，先去加拿大待一段时间，看看再决定。 虽然没有完全说服成功，但好说歹说父母也做出了让步。我们先回了加拿大，时隔三个月后，终于在温哥华的机场接到了父母。 可能是老人都喜欢儿孙绕膝的生活，而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一个孙女，当我们移居加拿大之后，这种生活更是离他们而去。父母也是格外珍惜这次机会。 但父母也非常想念国内的生活，于是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提出了想要回国的想法。当离别来临的时候，父母更是红着眼眶，万般不舍，以后相聚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我和孩子爸爸看在眼里，相对一视，又说服父母移民加拿大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次父母没有立刻拒绝，说是先回国考虑下再说。 已婚父母聚在一起，大多数谈论的都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他们也不例外。听着朋友们聊起自己孙子孙女的趣事，他们也是一阵难过和想念，好久没见孙女了，不管视频多少次、聊了多少，始终都没有儿孙绕膝的真实感。 就这样，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很快办理好了所有的申请手续，经过漫长的等待，父母终于成功拿到了加拿大PR。 在告别老朋友的时候，父母很是不舍，我们也承诺，有时间也会带父母回老家看看。 父母移居加拿大后的忧与乐 在加拿大长居和短住是两码事，完全是不同的生活体验。上次父母来加拿大短住的时候，走哪都是我们陪同，而且只短住了一个月，生活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但来加拿大长住，父母也要像我们一样重新开始，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是体现在人际交往等方面，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些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父母来到加拿大时，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又闲不住，便从我手上接过了出去买菜的任务。 第一次出去买菜就遇到了一点小问题。在从超市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的邻居Tine，Tine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中年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搬过来两年多了，和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Tine看到我父母之后，就非常热情地拉着他们聊天，但我父母却没有听明白，只能点头示意。

人在家中坐，钱却在国外被盗取。只不过去了趟旅游景区，张先生等十几位游客银行卡里的钱都因为景区的一台自动取款机（下称ATM机）被人在境外盗刷了。 11月9日，贵州省雷山县法院对被告人陈鹏、王亮信用卡诈骗一案作出重审判决。 2019年初，陪妻子在贵州省江口县待产的王亮接到好友陈鹏从国外发来的信息：自己有一个稳赚不赔的高科技买卖，只需要一台ATM机就可以复制他人银行卡信息取钱。陈鹏邀请王亮一起干，无业在家的王亮欣然答应。 “我选择了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你先去踩踩点，看看客流量怎么样……”2019年4月的一天，陈鹏安排王亮前往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西江千户苗寨位于雷山县西江镇，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节假日人流如织。王亮以旅游的名义在西江街上踩点，最终选择了一个人流量较多的沿街门面，并租赁下来。 2019年4月底，陈鹏从国外回到贵州。他提前在网上购买了制作ATM机的配件和某银行的喷绘广告布，通过物流邮寄送达到雷山，然后指挥工人将租赁的临街门面按照某银行ATM机网点的样式进行装修。 网点装修好后，陈鹏暗中观察了几天，发现没有人发现异常，也没有金融机构前来检查，便电话联系王亮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与他碰面。陈鹏将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交给王亮，嘱咐王亮平时用这部手机与他联系，并教会王亮在电脑上使用一款叫做“向日葵”的远程操作软件。随后陈鹏离开贵州。 这个ATM机上有个多余的摄像头 2019年6月19日，武汉游客张先生和朋友来到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因景区网络购票系统故障，就想在临街的某银行自动取款机网点取钱，插完卡输入密码后，显示该机器故障，张先生便取卡离开了。 “您尾号3113的银行卡被支取214239.95元……”2019年7月17日，收到银行短信提醒的张先生以为是诈骗短信，并没有在意。然而，第二天张先生刷卡支付时，发现卡内余额不足，经询问银行，才发现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在国外被分4笔盗刷了。 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自己并没用该银行卡在网上购物，也没有在手机上点击过不明链接，银行卡的密码也没泄露给任何人，卡里的钱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同在西江旅游过的十几位游客，涉案金额达28万余元。他们都曾在西江景区临街的某银行ATM机上取过钱，但该ATM机都是显示故障，并没有现金。 接到报案后，雷山县公安局迅速联系银行，调取了张先生等十几位被害人的银行卡插卡信息、取款信息和银行卡使用记录，发现在被盗刷的时间点，张先生等人都没有使用该银行卡的记录。调查发现，该银行网点不论是装修风格还是取款机的外观、操作界面，都和正常银行网点高度相似。但这台取款机却比普通取款机多了一个隐藏摄像头。经和某银行联系，该行并未在此处设置网点，民警由此判断这是一个伪造的ATM机。 但卡在身上，钱又是怎么被人在境外取走的呢？原来，当有被害人按照伪造的ATM机操作界面指引输入银行卡密码后，在西江留守的王亮通过“向日葵”远程操作软件对银行卡信息进行采集和复制，再发送给远在浙江的陈鹏。陈鹏将非法采集到的银行卡信息写入磁条介质后带到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通过“降级交易”（指在终端具备读取IC卡能力的情况下，对既有磁条又有IC芯片的复合卡，未使用芯片方式进行交易，而使用磁条进行交易）的方式取走该银行卡内的余额。 引导侦查精准指控零口供 “我认识王亮，但不知道ATM机的事，我就来西江旅游过几天。”2020年4月24日，该案被移送雷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陈鹏全程“零口供”。经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系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跨区域、跨国境犯罪，犯罪形式新颖，手段隐蔽、专业。为实现对该案的精准打击，承办检察官引导侦查机关围绕陈鹏的通信活动轨迹、出入境记录以及被害人取款信息，从犯罪时间和空间上对证据进行收集固定，通过大量的信息比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活动轨迹、出入境记录和被害人取款时间高度吻合，陈鹏的辩解在证据面前不攻自破。 同年12月24日，经雷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陈鹏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王亮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陈鹏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 今年4月2日，黔东南州中级法院审查后，认为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 重审时，侦查机关再次补充了陈鹏等人在雷山实施诈骗行为期间王亮将复制的银行卡信息发送给陈鹏的电子数据，并具以核实到了王亮在一审中未如实供述的部分犯罪事实。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证据，陈鹏承认了犯罪行为，愿意认罪认罚，王亮也对之前未如实供述的犯罪行为没有异议。11月9日，考虑到陈鹏愿意认罪认罚，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鉴于王亮在之前的庭审中隐瞒其犯罪情节，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与此同时，在该案的办案过程中，雷山县检察院发现银行在自动取款机网点管理中存在金融监管漏洞和风险隐患，为延伸办案效果，进一步化解金融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在和金融机构开展多轮研讨的基础上，就该案向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8家银行以公开宣告、现场送达的方式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金融机构加大对下设网点的信息公开以及日常监管，并在景区等人流密集点张贴网点信息，不定期向储户推送安全金融信息，堵漏防漏。

秦春华是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长期关注教育问题。 他发现对比中美教育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中国基础教育强，但是往上走却很少出“大师”；美国基础教育弱，却能够出高端创新人才。 01中美教育的两个悖论 在时下颇为流行的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特别是我们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极少的事实令人沮丧，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之前会发出最后的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虽然不是所有的优秀学生最后都能成长为优秀的学者，但优秀的学者在学生时代通常都会比较优秀——尽管也会出现例外。 也就是说，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最终会脱颖而出；反过来，如果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学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优秀的学者并不依赖于优秀的学生而产生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教育系统。 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 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02中国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从比较的角度看，关于教育的目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社会——和美国的教育似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以科举制的终结为分水岭，中国教育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等；但另一方面，教育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这一点在《礼记·大学》里表达得非常清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教育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功利性。因此，即使在晚明和晚清政治社会极度腐败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脉。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20世纪50年代全面转向苏联教育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这一历史进程，只不过是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发生了转换而已。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再度转向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借鉴和学习。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03美国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或好的公民。它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在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BMJ Nutrition Prevention & Health》期刊近日发表了一项由东英吉利大学、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和诺福克郡议会共同开展的研究，研究调查了学童饮食选择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证明了水果和蔬菜不足，早餐或午餐没有吃/喝东西，都可能会造成儿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不良。因此，想要实现儿童心理健康这一目标，需要学校政策和公共卫生战略的支持，每日餐食至少包含两份水果或蔬菜。 有数据显示，高达2%—3%的6—12岁儿童可能患有抑郁症；此外，超过7%的3—17岁的儿童患有焦虑症，同时也有发展成抑郁症的风险。 身心发展不全，自我意识脆弱，生活阅历浅，抗挫能力低，分辨能力差等都成为儿童青少年自身诱发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当青少年尤其是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程度超出预期，抑郁症、焦虑症乃至自伤等极端行为的呈现有低龄化的趋势，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早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解决儿童群体的“心理困境”，过去的研究也证实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受到了包括生物和遗传因素、人口因素和可改变的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对肠脑轴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大脑和肠道及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肠道微生物和肠道细胞所产生的信号分子可以沿着肠脑轴向大脑发送信息，进而影响大脑功能、情绪和行为，反之，精神和情绪状态也会影响肠道功能，因此，从日常饮食进行干预或可影响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作为年轻群体健康的重要组成，整个行业对于营养在心理领域的探索还尚在初期。营养作为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可改变因素，错综复杂地参与身体的发育和正常功能，被认为是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关键。研究人员也想通过营养干预来改善心理健康并帮助他们自身充分发挥潜力。 这项研究从50多所学校中筛选研究对象，分析调查了1253名8—11岁的小学生和7570名12—18岁的中学生。收集了学生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生活状况和不良经历（例如被欺负或在家中发生争吵或暴力）的信息，调整了生活/家庭状况和不良经历等重要变量，希望可以控制这些因素，更好的发现饮食营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营养变量和幸福感分数之间的关联尤为显著。与不食用水果和蔬菜的中学生相比，每天食用5份或更多水果和蔬菜的中学生幸福感高3.73。与全国数据相比，此次调查中，儿童每天吃5顿饭的比例相对较高，大多数儿童（小学和中学组中超过70%的儿童）没有达到每天5次的目标，约有10%的儿童没有摄入水果和蔬菜。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看到了早餐和午餐的重要性，它与幸福感得分差异密切相关。与吃麦片、烤面包或鸡蛋等传统早餐的中学生相比，早餐不吃任何东西的中学生幸福感得分低了近2.73。同样，不吃任何午餐的儿童的幸福感得分比吃盒装午餐的儿童低2.95。在小学分析中，早餐或午餐的类型与幸福感得分呈现出相关性，与中学数据中的情况类似。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竞争和压力也越来越大，情绪起伏大、对未来感到不安、睡眠障碍逐渐成为儿童群体面临的挑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队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行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受访青年（14—35岁）中近三成具有抑郁风险，近一成有抑郁高风险。超过半数青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其中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 为了孩子健康的成长，除了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睦的家庭、稳定的学校/社会环境以外，营养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是重要的一环，例如之前的研究证实了营养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镁、叶酸、锌和长链脂肪酸的含量不足与抑郁症和焦虑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