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兰（Shirley Young），1935年出生于上海，10岁移居美国。1988年她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史上第一位华裔副总裁。90年代中期，她协助引领了通用在中国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建造。2015年，她获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杨雪兰一直热衷于推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事业，她是美国百人会的首任会长和创始人之一，现任百人会创会理事兼美中文化协会主席。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锦江饭店发表了两国政府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47年后的这一天，杨雪兰在上海家中如约接受了采访——更巧的是，她的家就安在当年尼克松总统下榻的老锦江。
尽管已经迈入耄耋之年，但杨雪兰依旧精神抖擞，举手投足间仍透着当年叱咤商场的英姿飒爽——她曾经亲历了中美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初创过程，她说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互相尊重、谋求双赢”。
几十年来一直在中美之间担当桥梁角色的杨雪兰，认为尤其要帮助两国年轻人增加接触的机会，而且她相信美国民间仍有广泛的合作意愿。“不能因为中美两国的总体关系遇到了挑战，就减少或停止交流，反而更加应该推动交流交往，这样的事业一定要做下去。” 杨雪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中美关系有很多挑战，但原则是一样的。第一，双方要互相理解各自的目标、尊重彼此的文化；第二，要加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谋求双赢铸就商业传奇
用“传奇”来形容杨雪兰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为过。她的母亲严幼韵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商人家庭，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女学生和公认的美女“校花”，经常开着一辆别克轿车出入校园，不知其名的大学男生就以她的汽车牌照号称呼她为“84号小姐”；杨雪兰的父亲杨光泩是清华保送留美的高材生，民国政府的外交新星。2岁时，杨雪兰就跟随当外交官的父亲和家人在外国生活。杨光泩后来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在华侨中募集捐款。日军占领马尼拉后，杨光泩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被日军逮捕囚禁。在父亲生死未卜的几年里，年幼的杨雪兰跟着母亲在战火硝烟中克服了重重艰险、顽强度日，直到1945年美军占领马尼拉，他们才得到确信：父亲已经和另外八名外交官一起被日本人枪毙，牺牲时年仅42岁。
或许正是这样不平凡的童年，塑造了杨雪兰超强的适应能力、积极的乐观精神和勇敢的奋斗品质。1945年，她跟随家人登上了美国海岸警卫队运输船“埃伯利海军上将号”，离开菲律宾前往美国。
品学兼优的杨雪兰毕业于著名的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后进入格雷广告公司工作30余年，一度成为美国广告界的风云人物。70年代初，杨雪兰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过硬的调研能力，帮助福特公司重新定位宣传一款名为Pinto的微型轿车，一举逆转此前的销售颓势，突破了百余万辆的销量纪录。80年代中期，杨雪兰引起了美国通用汽车的注意。起初，她只是以兼职顾问的形式与通用有过合作。虽然通用不断向她伸出橄榄枝，希望她全职担任副总裁，都被她婉拒了，因为她认为通用有许多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比她更胜任这一职务。后来，通用公司的业务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为了扩大市场和加强品牌建设特别设立了一个新的副总裁职位（负责协调通用汽车公司各个市场部门间的工作），再次邀请杨雪兰，她才终于答应履职——她也因此成为当年通用60余位副总裁中仅有的三位女性副总裁之一。
1995-1998年间，作为负责中国市场战略发展的副总裁，杨雪兰频繁来回奔波于底特律和上海之间，参与开拓中国业务。1997年6月成立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从当年1月打下第一根桩到第一辆中国别克车下线仅用了23个月，刷新了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史上的发展速度，投产当年就实现了丰厚盈利，规模之大和创收之快堪称车坛奇迹。
通用与中方的谈判历时近2年，当时的团队包括了公司多位高管，在杨雪兰看来，正是因为大家通力协作，找到了正确的战略才取得了成功。一开始他们也只顾宣传自身实力、财力和盈利前景，但在与中方官员进行了一番接触和几轮实地考察之后，他们意识到中国的目标不单单是赚钱。“后来我们发现中国实际上是希望发展整个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并不只以盈利为重，而是要培养起行业领先性，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生产发展服务，所以我们改变了战略，”杨雪兰解释道。因此，通用不再只注重于“谈生意”，而是致力于成为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最佳伙伴”，谋求“双赢”——这也确实成了通用的制胜法宝。
1999年，杨雪兰受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建国50周年庆典活动，身旁正好坐了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合资企业的专家。巧合的是，他曾参与撰写一份汽车行业合资企业的论文，还曾推荐与美国通用合作。据这位专家介绍，通用和福特这两家美国公司战胜了德国、日本等国的企业，进入最后角逐。中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反复考察比较，虽然两者实力相当，但他们发现通用公司上上下下都表达了希望帮助公司和中国实现双赢的态度，这让他们相信通用将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你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嘛！”杨雪兰说。
除了抓准定位、谋求双赢，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也必不可少，整个团队花了很多功夫了解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学着从中国角度思考问题。
另外，在认识中国方面，杨雪兰还要感谢数以千计的通用华裔员工。因为从小就离开了上海，中国对她来说其实也很陌生。而当时，通用公司有1000多名华裔员工，他们有的曾在国内读了汽车专业，有的已经在汽车行业工作多年，大多具备专业经验，他们知道中国汽车工业在发展，都希望帮助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杨雪兰的到来给了他们希望，因此在她发出邀请后，很快得到了响应，华裔员工们聚在一起，纷纷建言献策，让通用公司对中国的市场情况和需求有了更好的认识，也更坚定了创建伙伴关系的决心。“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后来我组织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专门给公司写报告、提建议”。杨雪兰谦虚地补充说：“其实我在通用最大的作用就是一个‘通道’，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以及与上级之间的纵向沟通。”
20年后，事实证明，如今的上汽通用汽车公司（前身为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中美合作项目，确实是“双赢”的——通用在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已经超过美国本土销量，还一直保持着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前十的地位；中国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现代汽车市场，上汽通用也是业内领军企业之一。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当年的经历时刻提醒着杨雪兰“谋求双赢”的重要性，她也始终相信，这依然适用于今天寻求对华开拓业务的美国企业。
搭建中美交流的“通道”
别看杨雪兰在事业上战绩赫赫，但她最初却并非想做商界女强人，“我的父亲、我的继父都是外交家，所以我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梦想就是未来做一个外交家，”她说。确实，这样的理想抱负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她的父亲杨光泩是正义凛然的驻外使节；继父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母亲严幼韵是联合国礼宾司的初创成员之一。
对杨雪兰而言，虽然受国际时局所限，她没有当成“职业外交官”，但她却担当起了“民间外交官”的责任。如同在通用公司内部协调各部门一样，她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搭建起了沟通交流的“通道”。
当被问及父母对她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她说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永不言弃，只要坚持付出就能实现理想，第二则是一种服务和奉献精神。“我的父亲和继父都很爱国，他们经常把对国家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所以，从小我就知道不能只顾自己个人或家庭的利益、不能只图享乐，我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为世界带来一点有益的变化”。
2002年，杨雪兰一手策划了“帕尔曼在上海”系列活动，那是继1994年首次访沪后，这位美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又一次在申城的轰动之旅。杨雪兰不仅给上海观众送来了顶级大师的音乐表演，也为中美艺术家和音乐人创造了学习交流的机会。当时，帕尔曼带了四五十个学生和老师一起来，和四五十个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合作，让杨雪兰印象最深刻的是：通过接触，大家改变了原先对对方的固有看法，“美国人原来觉得中国学生能力很强，但可能比较死板；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弹得很好，但可能比较‘野’。但最后实际上，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投入到音乐中一起演奏，还能一起玩耍，毫无隔阂，”杨雪兰回忆道。帕尔曼的上海之行还被制作成了纪录片，在美国电视台播出，在美国观众中产生了更广泛的辐射效应，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原有认知。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对这座城市而言可谓是一大盛事，美国参会并建立国家馆无疑为上海增色不少，然而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一方面正好是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的过渡时期，官员班子尚在调整；另一方面，美国相关法律确实有规定联邦政府财政不能用于世博会建馆这样的活动，此类活动一定要民间财源。杨雪兰深知中方的高度关注，因此不遗余力在其中斡旋。她不仅亲自跟希拉里、赵小兰等人沟通，陈述美国参与的重要意义，呼吁建立美国国家馆，还发动百人会会员筹集到300万美元的捐款。
更值得一提的是，杨雪兰还是美国馆内“最感人展品”的创意策划者。以“美国华裔•同一家人”为主题的“百姓墙”征集了上万张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美国华人的照片和资料，每天在一面数字电视墙上滚动播放他们的头像。杨雪兰认为，美国拥有大量的华裔移民，数量之大是许多欧洲国家无法比拟的，所以也只有美国馆能才推出这样一面独特的华裔“百姓墙”，这面墙不仅体现了美国的包容性与多元化，也成了一条串联中美的情感纽带。据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参观时在此驻足良久，她在一次致辞中说：“‘百姓墙’向那些为美国文化、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数百万美国华裔致敬，不仅包括马友友、贝聿铭、骆家辉、朱棣文等在商业、政治、艺术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人士，也包括千千万万不为人知的平凡人，他们上传照片和自我介绍，展现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这些都是美国生活的传奇。”
近十几年来，杨雪兰还一直致力于推广和普及由全美舞蹈协会（NDI）开展的“舞向未来”艺术教育实验项目。从2011年开始，这一公益性的舞蹈项目进入了闵行区的普通中小学，面向舞蹈零基础的孩子，鼓励孩子们舞动起来，提高自信心和团队精神；同时，在国际交流中让每个孩子感受关爱和尊重，让每一个孩子体验成功。据杨雪兰介绍，现在闵行区已经有一万多个孩子参与其中，很多是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杨雪兰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面。
几年前，有一个美国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上海拍摄一档介绍中国的节目，请杨雪兰推荐一天的行程和拍摄内容。于是杨雪兰把他带到了一个参与“舞向未来”项目的农民工孩子的家里。“我记得孩子家里非常简陋，住的就是毛坯房。我们还去看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工作的地方，条件也非常艰苦，”杨雪兰说，“他们是从四川农村出来的，我们问这位父亲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他说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进一所好的学校，我们听了都非常感动。”这个孩子后来进入了武汉一所艺术学校，现在成了一位舞蹈专业学生，去年还曾受邀赴美演出。杨雪兰说，当年之所以带着美国记者深入探访农民工的生活，是希望美国观众能够了解：中国虽然发展迅猛，但也不全是豪华富裕的地方，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仍然有贫穷落后之处，“中国也有发展的问题，美国人也要理解”。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杨雪兰说，“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基础的人与人的工作，就是希望让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增进双方的认识，通过文化艺术这样的平台可以传递彼此友好的态度，这样的工作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重新认识老家
自从2岁离开上海后，杨雪兰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到家乡旅游、探亲。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上海还没有发展起来，中美两国的差距较大，但是上海人的淳朴给杨雪兰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举例说，“我们离开宾馆的时候，留下了一条不要的毛巾，结果他们追到机场来还给我们，那时的人们真的很单纯；亲戚们为了招待我，5点钟就要起来排队去买东西；还有一次，我给我的阿姨买了一个奶油蛋糕，我当时出于健康考虑，不敢多吃，就把奶油刮到一边，我阿姨就说这个我不吃，她来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不舍得浪费一点点食物”。
而到了90年代，因通用工作再次来到上海的杨雪兰则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上海。讲到这时对上海的印象，她一连用了四五个“了不起”，上海发展的速度之快着实让她惊叹。可以说，她亲眼见证了浦东的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不仅是硬件设施，软件方面，比如装饰艺术啊、设计风格啊，变化太快了！中国学习的速度真的快得不得了！”在上海和纽约都安了家的杨雪兰，认为这两座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同样的发展精神，但纽约好似一个中年人，成熟且优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上海则宛若18岁的少年，什么都敢做，哪怕错了再改，冲劲十足。
虽然从小和家人说英语，但杨雪兰却能说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她开玩笑地说当年在上海通用的成功，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浓浓的乡音带来的亲切感。无论是父辈家人，还是亲朋好友，杨雪兰的朋友圈里从来不乏上海人，当被问及“上海人”最大的特点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一定是“国际化”——这种开明包容、和世界保持连通的态度也正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精髓。
要说对上海人风骨的最佳诠释，不得不提杨雪兰的继父、出生于嘉定的顾维钧。他曾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说“不”，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是《联合国宪章》上签下的第一个名字，为推动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顾维钧晚年把记录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大量资料捐赠给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档案对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史具有重要价值，但却不便于中国学者查阅。感念于此，杨雪兰积极协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哥大合作，将其中250盒相关资料数字化，中国社科院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电子档案。
2018年恰逢顾维钧诞辰130周年之际，这批数字档案第一次回归故土，被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图书馆。同时，位于嘉定法华塔的顾维钧陈列室经过一年半的扩建，得以重新布展，增添了许多新展品，其中就包括顾维钧吃早餐的一套工具和菜单。“他每天的早餐要吃2个小时，从柠檬水开始，再吃橘子水、羊角面包、鸡蛋、麦片，还有肉松或者鸭舌头等等，一道一道，很丰富，”杨雪兰介绍说。她还专门为他策划了一场特别的纪念音乐会，运用多媒体技术和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讲述顾维钧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和心境。
杨雪兰对继父顾维钧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她说顾维钧生前曾说：“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赢，只要能实现51%的目标就是赢了”，杨雪兰很以为然，“我认为他的意思也就是要寻求‘双赢’。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指望单方获胜，而是应该努力创建合作双赢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