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是如何影响儿童焦虑水平的？

作为最为常见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儿童焦虑可能会导致包括违纪行为、品行障碍和物质成瘾在内的一系列不良后果，甚至增加儿童成年后的自杀风险。因此，及早地识别出儿童焦虑的发展特点及早期影响因素对其后的预防、治疗和干预至关重要。
现有的针对儿童焦虑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追踪研究大多处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且结论尚不统一。
此外，大多数研究工作仅仅关注儿童某一特定焦虑类型的变化趋势，却忽略了不同焦虑类型间的发展轨迹差异和性别差异。
反观国内有关儿童焦虑的实证研究则大多局限于量表检验和关系模型，针对中国儿童焦虑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追踪研究尚不多见。
近年来，潜在增长模型及其变式模型在心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描述个体成长轨迹的统计方法，LGM具有能够纳入协变量及提供发展轨迹组间和组内差异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研究拟采用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设计，在潜在增长模型框架内，探索中国儿童焦虑的发展轨迹及其共变关系，以期为我国儿童焦虑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儿童焦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儿童焦虑的发展模式及性别差异：基于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
以往的儿童焦虑发展轨迹的纵向研究大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或以为个体中心的方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同样采取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探索儿童焦虑的一般发展轨迹。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发现儿童不同类型焦虑存在显著不同的发展轨迹。首先，在截距水平上，尽管所有的焦虑类型在初始水平上均高于0，表明不同类型焦虑的普遍在儿童群体中的存在。
但社交焦虑却不存在初始水平上的个体差异，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被证实。这或许是由于西方研究中的儿童样本相对来说取样范围更广样本差异更大，也没有“学区”或就近入学的观念，而研究的样本取样同质性较高而不足以识别出差异群体。
在斜率水平上，不同焦虑类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这种差异同时体现在发展方向和发展内部上。广泛性焦虑和社交焦虑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而其他焦虑类型的发展模式则保持相对稳定。
正如研究讨论的，造成与国外研究所有焦虑类型呈现下降趋势的结论不同原因可能包括样本年龄差异，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和疫情的影响。
但奇怪的是这些原因却没有造成包括分离焦虑，惊恐障碍，特定焦虑和整体焦虑水平与广泛性焦虑和社交焦虑一样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一点值得深入思考，仔细观察分离焦虑和特定焦虑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尽管它达不到显著下降的斜率，却也体现出了相似的趋势。
一方面，这说明分离焦虑，特定恐惧确实是这些8-13岁儿童所面临的焦虑发展任务的窗口期，也支持了随着年龄增长分离焦虑和特定恐惧水平呈下降趋势的儿童焦虑发展理论。
另一方面，这同样说明了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和疫情的影响确实对儿童的分离焦虑，特定恐惧的下降趋势产生了掩盖影响。
此外，儿童焦虑发展的速率差异却仅表现在惊恐障碍上。这或许更说明了研究中的样本选取更为同质。此外，针对儿童焦虑的横截面异质性研究似乎同样说明了儿童在惊恐障碍上的显著个体差异。
以往横截面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社区儿童的焦虑症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类别，包括低焦虑组，高焦虑-低惊恐障碍组和高焦虑组。
有趣的是，社区儿童的惊恐障碍症状显示出不同的类型趋势，其中一个高焦虑症状组别的社区儿童并没有表现出高程度的惊恐障碍症状。换言之，惊恐障碍似乎成为了区分两个高焦虑症状组别的核心焦虑症状。
以变量为中心的角度同样发现了性别在不同焦虑类型上起到的作用显著不同。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来比较不同类型焦虑的性别差异。
首先，在截距水平上，分离焦虑，惊恐障碍和特定恐惧上的性别差异显著。而在斜率水平上则是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和整体焦虑水平上差异显著。
这不仅证明了男女生受广泛生活事件而导致的焦虑程度不同，更说明不同性别儿童所面临的焦虑发展窗口期的不同，女孩的广泛性焦虑和整体焦虑可能窗口期更长，也更易产生焦虑。
儿童焦虑的发展模式及性别差异：基于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
以往针对儿童焦虑的发展模式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因果关系大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纵向中介调节模型或交叉滞后模型，这其实很难得到多变量发展轨迹间的共变关系，但这却是平行潜在增长模式的优势。
简单来说，前者提供的实质上是节点变量间的关系模型，后者提供的是症状轨迹间的关联。
首先，表达抑制策略与认知重评策略对儿童焦虑的预测作用模型已经表明，儿童的表达抑制策略更能够预测儿童的焦虑水平。平行潜在增长模型的结果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这可能是由于儿童期并不具备有效的认知重评调节策略。
其次，针对不同的焦虑类型，儿童的表达抑制策略所起到预测作用并不一致。最为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同样发现表达抑制策略发展轨迹的截距因子可以显著预测特定焦虑的发展轨迹速率，较高的表达抑制初始水平通常与较低的特定焦虑增长速率相关。
不仅如此，研究同样发现儿童表达抑制的增长速率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社交焦虑的起始水平，即较高的儿童表达抑制发展速率越快，可能会导致较低的社交焦虑。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这可能意味着儿童在社会互动发展过程中可能更会采取情绪表达压抑策略来较少可能面临的社交压力或社交恐惧情境，从而减少社交互动中带来的社交压力。
事实上，针对儿童青少年情绪表达抑制的元分析文献已经指出，隐藏情绪并不一定总与负面结果有关，而是受情境、个体特征影响，这一点在人际社交互动中尤为明显。
总而言之，研究三表明，相较于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测量，表达抑制策略是更为有效的预测因子。
不仅如此，研究三进一步验证了儿童不同类型焦虑间的发展轨迹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表达抑制策略在不同类型间的预测效果上，也体现在男女性别上。
实践启示
研究共包含三项研究，首先，研究通过对SCAS-S儿童焦虑自评量表的修订与检验，证明了其在中国儿童样本中的跨性别等值和纵向等值，为我国儿童焦虑的测量提供了可靠的实证工具支持。
其次，研究通过LGCM的方法对儿童焦虑三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了重复测量，既了解了儿童焦虑的初始水平特征，也拓展了不同类型焦虑间的发展趋势差异，揭示了中国儿童背景下的儿童焦虑的发展轨迹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性别差异。
最后研究通过平行的潜在增长模型，探索了不同焦虑症状与不同儿童情绪调节策略间的共变关系，其优势在于不仅可以提供二者在初始水平上的因果关系，其发展速率间的共变关系在二者间同样得到刻画。
这不仅为后续研究针对儿童情绪障碍及其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也进一步丰富了儿童不同情绪策略对儿童焦虑障碍的有效性研究。
因此，研究在揭示了中国儿童焦虑的工具可用性，发展轨迹和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既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也对我国的儿童焦虑的预防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
首先，研究依据表明SCAS-S量表在用于儿童焦虑测量上的简洁性优势，非常适合用于临床实践中。
其次，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焦虑存在显著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提示着儿童的异质性研究可以在临床环境中帮助医生或老师提供针对性的儿童焦虑干预和治疗方案，提高干预和治疗的有效性。
此外，研究所探索了儿童焦虑的发展轨迹既提供了针对儿童群体进行儿童焦虑干预的最佳时间窗口期，又为我临床干预不同类型焦虑针对性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最后，在儿童焦虑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共变关系研究则帮助研究者和临床干预者针对性的确定更为有效儿童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策略有效性，从而更提有效降低和减轻儿童焦虑症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