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人在美國

对于现年36岁的吴弭而言，家庭与政治之间有一条极为特殊的纽带。在她人生的前20年，家人避免在任何场合谈论政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政治是腐败，是恐惧。“做人应该低调，努力学习，找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养家。”因此，当吴弭跨进哈佛大学校门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不过，也正是由于命途多舛的家庭背景使她在充满隐形障碍的政治、社会体制中四处碰壁，20岁出头的她决意从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走近波士顿权力中心，并试图推出进步派政策改变这里的政治生态。 2013年，28岁的吴弭成为首位当选波士顿市议员的亚裔女性；2016年，吴弭全票当选为市议会的主席，也是首位担此要职的少数族裔女性。如今，她再次打破性别与族裔的藩篱，以“外来者”的身份，成为这座具有独特社会文化城市的市长。 年轻的“一家之主” 吴弭出生时，她父母刚从台湾移民至美国不久，为的就是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彼时，吴弭的父亲吴函（音译）是化学工程师，准备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读研。但他和妻子玉敏（音译）几乎不会说英语，因此，出生在美国的大女儿吴弭从四五岁起就要充当他们的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类表格。 在芝加哥郊区读高中时，吴弭已经开始学习大学预修课程，加入数学小组和护旗队，并在学术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试（ACT）中获得满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共同致辞代表，她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了满堂喝彩。 吴弭的妹妹谢瑞尔（Sherell）回忆说，父母鼓励她们培养广泛爱好，但不允许学而不精。当然，这其中不能包括政治，他们一家也从未在饭桌上谈起过政治。 在吴弭父母看来，政治是高风险的职业，他们希望吴弭学医，“通过一连串考试拿到各种学位，从此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后来她按照父母毕生所愿进入哈佛大学，但却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也是在哈佛学习经济学期间，吴弭的父母离异，家庭分崩离析。住在郊区的母亲行为开始出现异常，时常对着电视大喊大叫，甚至还拨打911称受到诡异的威胁。 当刚毕业的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获得一份颇具前景的工作时，妹妹谢瑞尔的一通电话将她拉回残酷的现实，“我们需要你回家，马上。” 吴弭急忙赶回家，当即被母亲的病情震惊了：母亲拿着行李箱站在雨中，确信会有一名司机来接她参加秘密会议。她仔细端详着吴弭的脸庞，反复确认她是不是机器人。 那一年，22岁的吴弭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扛起了全家的责任：母亲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带着母亲接受精神治疗。她还开了一间小茶馆，想着让母亲在恢复正常后接手；她也成为家中最小的妹妹（11岁）的主要监护人，最终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我记得很多父母会疑惑，‘她（吴弭）什么时候生了这个孩子？’”彼时妹妹所在学校的助理校长托雷斯向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WBUR）回忆说，“当吴弭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懂得如何为人父母。” 吴弭将这段经历视作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放弃了父母替她安排好的人生剧本。成为一家之主后，在政府机构碰到过的繁文缛节，让沮丧的她发奋考进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J.D）学位，并把母亲和妹妹从芝加哥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远离政治”的破灭 吴弭在20岁出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以及与政府打交道的挣扎，都牵引着她从政治“局外人”逐渐走近波士顿权力政治的中心。 谈及自己从政的决定，吴弭在今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20岁左右经历的那场危机，让她深切感受到了与政府接触的沮丧与挣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其复杂；给妹妹们争取学校补助十分繁琐；在当时的体制下，想要经营小生意维持家庭运转，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我受够了……任何需要帮助和资源的地方，都有无形的障碍需要跨越。”吴弭在采访中坦言，这些经历“打破了她试图远离政治和政府的幻想”。 与此同时，她也深知，还有许多波士顿家庭正在经历着她曾经的挣扎与痛苦。和年纪轻轻被迫成为一家之主一样，当再次走到人生十字路口，吴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从政这条路。“当我有机会能为更多家庭打破障碍，我不得不将责任扛在肩上，这仿佛是下意识的举动。” 在吴弭步入政界之时，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一位“伯乐”。 彼时在哈佛教授合同法的沃伦，至今犹记得吴弭到办公室找她的情景。沃伦向《纽约时报》回忆道，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一学期因学业不够精进到办公室向她道歉，但沃伦当时并没注意到吴弭在学业上有任何问题。“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希望我明白，她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 之后，她们促膝长谈，吴弭讲述了自己照顾母亲和妹妹生活的经历。沃伦听完不禁感叹，吴弭在法学院求学，还需照顾家庭，她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学生。 这次办公室交心的谈话，成为吴弭和沃伦之间密切往来的开始。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三年，沃伦第一次竞选国会参议员。吴弭参与了沃伦的竞选工作，她告诉Politico，她是波士顿最早一批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争取选票的人之一。竞选结束后，吴弭开始为那些在传统意义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区提供服务。 波士顿前市议员约翰·康诺利称赞吴弭“对实地政治有着非凡的、天才般的理解……对波士顿的边边角角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她可以告诉你阿尔巴尼亚人在罗斯林戴尔（编注：波士顿的一个主要居民区）的六个社交场所。” 在今夏波士顿市长的初选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支持吴弭而不是其他进步派候选人时，沃伦的回答直截了当，“吴弭是家人。” “局外人”面临的改革挑战 当吴弭在波士顿开启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这座城市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选民越来越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政治立场也逐渐左倾。 她提议让波士顿成为进步派政策的“试验场”——将城市开发合约重新分配给波士顿非裔所有的公司；削减警察工会的权力；免除部分公共交通的费用；并恢复一定的租金管控，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想法让房地产利益相关方倍感压力。